外刊译介｜公共管理学科优质投稿期刊选粹（下）
「编者按」
在英文期刊发表学术研究成果，以增进国际学术交流和影响力，对中国学者而言越来越重要。然而国外期刊数量众多，哪些是公共管理学者可以关注的呢？为增进学友们对国际公管学术期刊的进一步了解，继上期“外刊译介｜公共管理学科优质投稿期刊选粹（上）”之后，本期特推荐另外三种优质的公共管理类国际学术期刊，以飨读者。
01
一、期刊简介：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Sciences 创刊于1927年，是最古老的学术性公共管理杂志，专门研究比较性和国际性议题。该期刊是国际行政科学学会（IIAS）、欧洲公共行政组织（EGPA）和国际行政院校联合会（IASIA）的官方期刊，也是国际出版伦理委员会（简称：COPE）的成员。该期刊试图通过鼓励反思国际比较、新技术和方法、学者与实践者之间的对话，以及有关该领域本身的未来的辩论，来塑造全球公共行政的未来议程。该期刊目前有四种不同的语言版本，即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和汉语。根据Journal Citation Reports统计显示，该期刊2018年影响因子为2.174，在SSCI公共管理类收录期刊排名中位居第17位（17/47）。
二、推荐文章：
Determinants of public trust in government: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urban China 政府信任度的决定因素：来自中国城市的经验证据
摘 要：多项研究表明，尽管发达国家的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已大幅下降，但中国政府的信任度仍然很高，并且没有任何下降的趋势。本文通过全面的代表性调查分析了当代中国城市对政府的公共信任，并测试了与政府公共信任相关的因素。研究发现，中国政府的信任度比以前的研究表明要低得多。另外，公民对公共服务质量，普遍民主，参政和政府透明度的满意度与地方和中央的政府信任度有正相关。此外，这项研究还发现，年轻、受过高等教育且薪水高的公民对中国政府信任的可能性较低。这些发现表明，维持政治信任将是中国政府的一项挑战。
关键词：中央政府；批判性公民；民主；地方政府；参与；透明度
1、研究目的
关于中国公众信任度的调查大多数是在十年前进行的。由于奇迹般的经济增长，中国几乎所有方面都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一些学者认为长期的经济发展可以改变政治文化和公众信任。因此，有必要对当代中国城市地区的公众信任进行研究。特别是使用全面的代表性调查。这项研究的目的是更多地了解中国城市地区对政府的公共信任，将调查结果与以往关于中国公共信任的研究进行比较，并分析和验证发达国家对政府信任度下降的决定因素是否也会影响中国的政府公众信任。
2、研究假设
假设1：公民对公共服务质量的满意度与地方政府的信任度（H1a）和中央政府的信任（H1b）呈正相关。
假设2：公民对普通民主的满意度与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度（H2a）和中央政府的信任度（H2b）呈正相关。公民对政府事务参与的满意度与地方政府的信任度（H2c）和中央政府的信任（H2d）呈正相关。公民对政府透明度的满意度与地方政府的信任度（H2e）和中央政府的信任度（H2f）呈正相关。
假设3：性别（H3a），年龄（H3b），教育（H3c），收入（H3d）和户籍（H3e）与地方政府的公众信任度有关；性别（H3f），年龄（H3g），教育（H3h），收入（H3i）和户籍（H3j）与中央政府的信任度有关。
3、数据来源
这项研究使用的是2012年5月至2012年7月之间，通过计算机辅助电话进行数字拨号采访得来的调查数据。该调查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方法，在34个中国大城市中选择年龄超过18岁的受访者。每个城市同意参加该调查的抽样人数是700。除了缺少数据的案例，最后总共有21,570名受访者（有效率为90.6％）。
4、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因变量是公众对中国政府的信任。它是通过以下问题来衡量的：“请说明您在多大程度上信任公共机构在为人民做正确的事？包括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分值为1-5（强烈反对-强烈赞成）。利用两个独立的回归模型来分析地方和中央政府公众信任度的影响因素。由于本研究中两个因变量都是有序的并且以五点量表衡量的，因此使用有序逻辑回归来估计这两个模型。
5、研究结论
从总体上看，研究结果支持了H1和H2，部分结果支持了H3。
（1）中央政府的公民信任度得分（平均得分：3.439）相对高于地方政府（平均得分：3.254）。有57.8％的受访者表示“赞成”或“强烈赞成”对中央政府的信任，而45.4％的受访者表示了对地方政府相同的信任感。
（2）公民对公共服务质量的满意度、对普遍民主的满意度、对政府透明度的满意度、以及公民参与的满意度都与中央和地方的政府公信度正相关。例如，与对公共服务质量满意度相对较低的公民相比，对公共服务质量满意度较高的公民更有可能信任中央和地方政府；与对普遍民主的满意度相对较低的公民相比，对普遍民主的满意度较高的公民更有可能信任中央和地方政府。
（3）性别和年龄与城市和中央政府对公众的信任有关。男性受访者和年长受访者对地方和中央政府信任的可能性更高。此外，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与中央政府的公众信任度相关。受教育程度较低且收入较低的受访者对中央政府信任的可能性较高。但是，该研究并未发现教育或收入水平与对地方政府的信任之间以及户籍与对政府信任之间没有显着的关系。表5中的结果表明，人口变量解释了城市政府信任总方差的1.9％和中央政府信任总方差的5.8％。因此，人口变数对中央政府信任的影响要大于对城市政府的信任。
——参考文献：Zhao, D. H., & Hu. W. (2017). Determinants of public trust in government: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urban China.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Sciences, 83(2), 358-377. doi:10.1177/0020852315582136.
02
一、期刊简介：
Public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是英国联合大学理事会（JUC）公共管理委员会（PAC）的官方期刊, 也是国际出版伦理委员会（简称：COPE）的成员。该期刊致力于在公共政策和行政管理的广泛领域内，积极传播经过学术同行评审的原创性研究成果，以期在研究公共政策和行政方面形成一种多元化的方法。该期刊的研究内容主要涉及：公共政策、公共行政、政府与公共管理、行政理论、行政历史和政治等领域，研究范围涵盖上述领域内学术和实践的最新进展。根据Journal Citation Reports统计显示，该期刊2018年影响因子为1.813，在SSCI公共管理类收录期刊排名中位居第26位（26/47）。
二、推荐文章：
Moving beyond the obsession with nudging individual behaviour: Towards a broader understanding of behavioural public policy 超越对推动个人行为的迷恋：走向对行为公共政策更广泛的理解
摘 要：行为干预不仅仅是“另一种政策工具”。事实上，行为科学的使用有可能导致对政策制定和公共管理的广泛重新评估。然而，行为公共政策仍然是一种“正在构建”的政策范式。本研究试图通过调查前沿的行为公共政策的概念特征来促进这一发展过程，这些概念特征超越了现在人们所熟悉的推动个人行为改变的概念。因此，它试图在一场讨论中提供更多的启发，这场讨论目前似乎已经陷入了推动公民个人行为的正反两面。事实上，行为公共政策应被视为一种多元化、非确定性和多用途的方法，允许“在整个政策过程中”结合监管政策予以实践。本研究的论点分三步展开。首先，它探讨了推动技术发展的政策理由，并总结了由此引发的概念、方法、伦理和意识形态批评。第二步，通过对行为研究领域的全球思想家(学者和实践者)进行的访谈，对最新的行为公共政策进行了实证检验。因为行为公共政策据称比目前技术的推动作用更具实质性、范围更广。最后，本研究还讨论了前沿的行为公共政策，是否更能承受针对技术推动作用的批评。
关键词：行为洞察；行为公共政策；专家访谈；助推；政策制定；政策过程
1、研究背景
行为公共政策(BPP)已经成为公共政策研究和决策中的一个新领域。在这一过程中，决策者是否应该使用行为洞察这一最初问题，已经被政策过程中应该在哪里、何时以及如何使用行为洞察等更实际的问题所取代。行为洞察不仅可用于改变个人行为，还可用于改变集体和组织行为，并通过提供关于政策问题和政策工具(特定组合)对预期行为影响的证据，为传统决策提供信息。在这种背景下，本研究将探讨以下研究问题：超越推动个人行为改变的前沿行为公共政策的概念特征和指导理论是什么？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将有助于行为决策的理论讨论及其批判反思。
2、理论基础
本研究基于助推理论展开相关研究和探讨。根据定义，助推旨在于寻求“以可预测的方式改变人们的行为，而不禁止任何选择或显著改变他们的经济动机” (Thaler and Sunstein, 2008: 6)。作为一个指导原则，“助推理论符合人性的本质，而不是试图改变它”(Vlaev et al.，2016: 552)。近年来，助推已成为一系列旨在影响人类行为的技术的同义词，如规范、默认和显著性((Dolan et al., 2012)。与此同时，本研究也对助推理论目前受到的质疑展开了阐述和分析。从概念上看，有学者认为助推是充分解决复杂政策问题的不恰当方法。从方法论上看，有学者认为助推是解决政策问题深层原因的不合适途径。此外，关于助推的伦理和政治道德还有激烈的争论。而这些争论也为本研究接下来的实证分析和理论对话奠定了基础。
3、研究方法
为了充实更广泛的行为公共政策概念，对全球思想家(即杰出的学者、政策顾问和/或实践者)进行了半结构化访谈，内容涉及行为知情决策。通过电子邮件与20名专家进行了联系，其中11名来自行为洞察团队，9名来自学术界。最终10名专家同意接受采访，其中5名来自学术界。受访者分布在不同的地理区域：4名来自英国，3名来自欧盟大陆成员国，2名来自澳大利亚，1名来自美国。采用半结构化的形式，访谈要么面对面进行(四次)，要么使用Skype技术进行(六次)。采访持续了31～65分钟，并被完全记录、转录和匿名。最后通过使用编码软件MAXQDA的迭代分析过程来检查访谈数据。
4、研究结论
本研究认为，对行为洞察力在公共政策中的作用的狭隘和机会主义的理解，妨碍了行为洞察力在决策中的全面展现和政策整合方面的综合作用。基于访谈研究的结果，行为公共政策的一个“高级版本”已经被勾勒出来。因此，行为知情的决策可以被定义为一种潜在的多元化、非确定性和多用途的方法，首先需要在政策过程中采用行为洞察。这种观点可以大大扩展行为公共政策的范围，因为政策过程的每个阶段和每个方面都可以分解为行为部分。因此，不仅公民的行为，而且公共行政人员和整个组织的行为都可以由行为公共政策来解释。
——参考文献：George, B., & Pandey, S. K. (2020). Moving beyond the obsession with nudging individual behaviour: Towards a broader understanding of behavioural public policy. Public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35(3), 245-270. doi:10.1177/0952076719889090.
03
一、期刊简介：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创刊于1956年，是行政科学及管理科学等相关领域的顶级学术期刊，由美国康奈尔大学塞缪尔·柯蒂斯·约翰逊研究生管理学院主办, 也是国际出版伦理委员会（简称：COPE）的成员。该期刊的研究主题聚焦于组织理论与实践研究，研究内容主要包括：政府机构组织管理、行政管理过程研究、行政组织与社会组织关系研究等。该期刊鼓励跨学科的组织研究，主要包括：组织行为与理论、社会学、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战略管理、经济学、公共管理和劳资关系等领域。根据Journal Citation Reports统计显示，该期刊2018年影响因子为8.024，在SSCI管理类收录期刊排名中位居第5位（5/217）。
二、推荐文章：
Network structure and knowledge transfer: The effects of cohesion and range 网络结构与知识转移：内聚效应与范围效应
摘 要：本研究探讨非正式网络的不同特征如何影响知识转移。作为对以往强调非正式网络二元强度组成研究的补充，本研究关注网络结构如何影响知识转移过程。本研究认为，围绕关系的社会凝聚力会影响个人投入时间、精力和努力与他人分享知识的意愿和动机。同时，本研究进一步认为，网络范围与不同的知识领域相联系，增加了一个人向不同的受众传达复杂想法的能力。本研究还检验了基于吸收能力的知识转移解释（强调共同知识的作用）和基于关系嵌入性的知识转移解释（强调联系强度的重要性）。我们利用一家合同研发公司的数据，研究了网络对知识转移的影响。结果表明，社会凝聚力和网络范围都有利于知识转移，超过了两个人之间的联系强度。最后我们讨论了这些发现对有效知识转移、社会资本和信息传播研究的影响。
关键词：知识转移；非正式网络；网络结构；纽带强度；社会凝聚力；网络范围
1、理论基础
本研究基于知识转移理论，认为知识可以通过各种机制从来源转移到沉淀，对于这种转移如何发生有多种解释。第一种解释基于认知和社会心理学，联想学习和吸收能力是有效知识转移的常用解释。第二种解释强调知识转移的内在本质，其主要焦点是纽带强度。
2、研究假设
假设1：共同知识与知识转移的易用性呈正相关。
假设2a：联结强度与知识转移的难易程度呈正相关。
假设2b：联结强度与知识转移之间的正相关关系随知识转移的缄默性而增强（随知识转移的法典性而减弱）。
假设3：社会凝聚力与知识转移的易用性呈正相关。
假设4：网络范围与知识转移的便利性呈正相关。
3、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来自一家位于美国中西部的中型城市的合同研发公司。该公司在材料科学领域提供技术咨询服务，包括帮助客户设计产品和选择材料，开发和改进制造工艺，进行科学分析，评估产品性能和质量。在进行研究时，这家公司有113名员工，已经运营了15年。为检验假设，深入该公司开展为期2天的现场调研，从知识可编码性、专业领域(测量专业重叠)、连接强度、网络工作结构和知识转移易用性等方面收集数据。调研中，回复率达92%(104/113)，84%的受访者完成了整个调查。同时，专访负责知识管理的高管，并从人资部获取了人口统计数据。
4、研究结论
通过调研，用社会计量方法和个人中心方法收集网络数据，并开展社会网络分析，对假设进行检验。假设1～4都得到了验证。
（1）网络结构的两种属性“内聚性和范围”，都促进了知识转移，紧密联系的好处是并不需要社会凝聚力，它也为强连接提供了重要的边界条件。
（2）在强联结中传递各类知识更容易，在弱联结中传递各类知识更困难。隐性知识比法典化知识更难转移。利用强关联转移隐性知识和弱关联转移法典化知识效率更高。关联强度与知识类型之间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这意味着个体在隐性知识的转移过程中所付出的努力要比在法典化知识的转移过程中所付出的努力大得多。
（3）网络内聚性及其范围对知识转移的积极作用，验证了基于网络的社会资本模型的兼容性。网络内聚的好处不一定要以牺牲网络范围为代价。
（4）区分正在传播的知识类型是很重要的。我们发现隐性知识的转移比法典化知识转移更难和更慢，这说明隐性知识比法典化的知识需要更多的动机、努力和能力来转移。就非正式网络影响个人动机、努力和能力而言，个人更有可能努力将知识传递给亲密的个人联系人，而被多样化网络包围的个人更有能力传递知识。在密集的网络集群中，强大的人际关系确保知识在集群中快速传播。
——参考文献：Reagans, R., & McEvily, B. (2003). Network structure and knowledge transfer: The effects of cohesion and range.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48(2): 240–267. doi: 10.2307/3556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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